这句话的重点在于一个“就算”，萨德一方面信仰决定论，另一方面并非是对自己的思想完全不抱有怀疑的。这就解决了我的一个小迷惑，为什么萨德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论述自己冗长的思想。与其说他在说服别人，倒不如说他是在说服自己。
表面上看起来萨德是单纯地否定他者，肯定自己。萨德说只有自己的快乐是重要的，其他人怎么样都好。不过他这种极端的他者否定其实就会转变成自我否定。巴塔耶还是有一段分析得挺好的：
康德的道德律令要求我们把他人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柄谷行人指出康德这句话不仅仅是要我们尊重他者，更重要的是，在没有这种尊重的前提下，他者根本就不存在。萨德的世界里他者就消失了，而且自我也会随着消失，最后就只剩下巴塔耶所说的“唯一重要的罪恶”。
萨德并不把这种“唯一重要的罪恶”视为某种仪式下产生的东西，虽然施虐会让人想到仪式，但是对萨德来说这种“唯一重要的罪恶”倒不如说是随处可见、无处不在的。只是人们忘记了它，仪式可以让人们回想起这种恶。而现在的施虐/受虐仪式因为已经成了一种游戏，所以就完全脱离当时萨德的语境了。没有人会认为BxxM是自然的，至少不像麻雀或者派大星那么自然，但对萨德来说就是自然的，因为自然，对于萨德来说：
同样的，没有必要为萨德的想法感到惊奇，结合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来说，萨德的想法倒不如说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某种意义上也是“自然的”。但萨德这套理论也不是随口口嗨，而在整体上构成了一种严格的哲学讨论，作为一套本体论思想，至今还时不时被日热客拿出来鞭尸。日热客觉得萨德的本体论问题不是激进，而是不够激进，因为萨德认为自然会走向毁灭，而日热客认为自然一开始就毁灭了，当然这里说的毁灭就是没有大他者，自然没有本体论上的一致性，自然一开始就开了一个大口子。
日热客对萨德的另一个评论也值得注意，他说萨德发现灵魂和肉体的享乐不是分离的，倒不如说灵魂只能从肉体的享乐中产生，从工口中产生。一般人理解的“柏拉图式的恋爱”与其说是灵魂的爱，倒不如说是观念上的爱，也就是想象的爱。从这种意义上说，萨德的这种工口观倒是唯物主义的。
灵魂从肉体中产生，这种观点在日本的二刺螈瑟琴中倒是经常出现，比如几乎已经成了“老三样”的神社、地下宗教、神必组织，在xx凌辱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有这一套说辞，比如《euphoria》的（地下宗教头子）凛音就说通过痛苦达到乐园，在地下找到天国。凛音有这样一句台词：“刑吏、拷问吏、异端审问官全都是没有错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大家都有罪。”她说这些人之所以没错，因为ta们能让大家认识到自己的罪。
大部分情况下，任何一种思想、实践的起源，都会随着其扩散而被隐蔽。萨德基本上也属于这种模式，萨德时代的搞BxxM和现在搞BxxM是两个概念，后者已经成为游戏（当然，这种情况反而更健康），而萨德的实践和思想是有一种很危险的，对统治阶级很危险的激进维度在其中的。
如果想在情色大师或者sadism的称呼之上理解D.A.F de Sade，可以参考波伏娃《论正义》（中文翻译为：要焚毁萨德吗？）和乔治·巴塔耶的《情色论》以及《文学与恶》（前者有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的经典译注，后者中译较混乱，可直接看Hanmilton的英译或原著），二者极富深意的阐释了为什么萨德和他的作品遭到诅咒，以及萨德的人格和写作在理解人性上的意义。先前的回答中提到萨德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被革命组织任用的事，他本打算改过自新投入社会社会生活的，但当他目睹革命者以革命的名义残忍地将敌人送上断头台时，他辞掉了工作。革命者将萨德视作荒淫无度、惨无人道之人，又加上他地侯爵身份可以用来对抗皇权，所以便利用萨德实施这些恐怖地杀戮。萨德认为：只有出于内在激情的暴力才是神圣的，这些以获得现实利益而故意杀人的行为令他难以忍受。所以，萨德并非亵渎人性，而是意识到了不加文明规范的人性的真实面貌：暴力。这种暴力体现在性、繁殖和无可避免的死亡中。
萨德在自己身上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但又无法听从世俗的价值压制自我的冲动，这就导致他与世俗不可调和的冲突。有一点必须明确一下：萨德在实际生活中的作为并未达到他小说中的罪恶程度，他的写作大多时在巴士底狱完成的，也就是在他的意志被权力遏制之后，所以小说中的内容基本上是他的情色幻想。他的出轨行为被遏制之后，他就以写作和暴饮暴食来填补欲望，以至于后来身形完全走样，贵族的风度不再。如他自己说的，他写作的目的是要向人类揭示一种真理，这种真理便是肯定个体身上存在的真实的意志和欲望，因此当巴士底狱被毁，他被转狱时，他因没能戴上《索多玛一百二十天》的手稿而痛哭流血（庆幸的是这本书后来被不知名的人保存并得以发行）。因此，当萨德事件被放置在审美和思想层面上品评的时候，已经不能再仅仅停留于道德审判上。
萨德身上体现的个体意志和集体意志的冲突，或者说理性与疯狂的冲突，并非先例和特例，只不过他在反叛的道路上滑得更加极端。古希腊时期奥维德和萨福就已经开启了这一传统。在理性谋划和集体意志盛行得年代，这类作家和作品更容易浮出地表。
我们在读萨德的时候，很难获得某种直观的、难以避免的冲击。这倒不是说他写的事情没冲击力，而是他表达的方式没什么冲击力。你去读《索多玛的120天》，你会发现来来回回就那么点事。该性交就性交，该虐待就虐待，整个过程就用几个名词概括，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一个框架：一个封闭的、管理严密的、供人取乐的，BDSM空间。它是供人意淫的基础而不是意淫的最终结果。
你去看现实主义小说，随便哪本都行，看看里面的施暴场景都是什么样：角色被轻轻一掐一碰，读者看起来都钻心得疼。因为那些场景里有神情、有动作、有声音，甚至有气味，有包含一切的或鲜明或幽微的情感体验。而在萨德侯爵的小说中，不管是受虐者还是施虐者，都没有什么独特的情绪。要干什么，那就干，没有那么多惨叫、哀嚎和抗拒。就算有，在那样可怕的预设背景中，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很反对将《索多玛》的小说和电影相提并论。看电影肯定是截然不同的体验，那一点也不萨德。电影天然地需要影像作为媒介，萨德所避开的一切都将赤裸裸地呈现——不由分说，没有选择可言。小说里只要写出几个动词、几个主语和几个名词，而电影得将它们原模原样呈现在屏幕上——不论如何，哪怕是拍出一个画面，也足以让人觉得恶心。
所以，假如在阅读萨德侯爵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地唾弃、反胃，那也未必是自己的问题。他写出来，本身也不是为了考察大家的道德底线。说白了，那无非是几个名词、动词的组合。不去仔细想象补足其细节，也未必是自己的罪过（虽然说，阅读过程中由猎奇而产生的快感，的确不光彩）。
我想，不能说因为萨德那会儿就没有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传统，所以他就这么写。还真不是。虽然当时的一些小说已经呈现了很先锋的姿态（比如说《项狄传》，也包括他自己的《闺房哲学》），但这并不是说，萨德就无力将他自己笔下的场景鲜活地呈现了。他并不缺乏技术，也并不缺乏其对应的心理素质……
我们得绕开一点，谈到文学的“恶”与“美”，乃至艺术中的“恶”与“美”。远的如《包法利夫人》到《安娜卡列尼娜》，这是讲妇女不忠；近到如耳熟能详的《洛丽塔》。前者的恶算不上什么恶，况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出轨仅仅是浪漫主义的容器或是为了反抗既定秩序必将发生之事。我们需要注意的应当是《洛丽塔》。
我们绝对不可能否定《洛丽塔》是变态的。在小说中，中年男性对一个未成年女性的权力乃至暴力无处不在。用最直白的非抒情性话语来说，这就是奸，因美色而起的罪过。但我们同时也无法否认纳博科夫的小说绝对是美的：“Light of my life , fire of my desire , my sin , my soul.”押韵着的，文字和音韵呈现了一种互相呼应交叠的美丽结构。这才是真正考验道德的小说：我们无法拒绝善，却更加无法拒绝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如何抉择？
在类似于《洛丽塔》的作品中，罪恶为自己的辩解之词已经不再抽象。它以一种鲜活的方式出现，甚至成为了最为人所称道的部分（林奕含在生前最后的访谈中说，读者读到的罪恶是真的，美也是真的。罪恶也是由修辞的语言才得以呈现）。
说到底，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控诉和逃离什么。美的形式和内容是一体的，然而形式是富有欺骗性的。与常识中的“美而空洞”不同，相反，我们难以在艺术中找到纯粹的善（即纯粹的内容）。我们甚至无法分辨出何为纯粹。于是，远在十八世纪，萨德侯爵就已经开始了他追求罪恶的写作，纯粹的恶。
萨德的小说中的性（虐）关系与其说是残暴，不如说是明晰和无可辩驳：我不爱你，甚至不愿意谈爱这个词，因为毫无必要。我不用爱粉饰我的暴力和欲望。爱是对虐待的玷污，而非其他情况下的两者颠倒。这是为什么《闺房哲学》能够呈现出那样“先锋”的结构。萨德内容的背叛与形式的背叛必然一体。
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小说中，主人与性奴隶呈现着一种井然有序的关系。《索多玛》的开头，管理者们列着计划，汇报着一切淫秽事件的进行情况。这与其说是一个堕落的乐园，萨德不如说是一个以超乎寻常逻辑在运转的机构。在这种机构中，甚至情欲本身都被毁灭，为暴力而暴力的纯粹的恶。
小说中对恶的辩护，没有借助善，而是一群恶棍的议论与思辨。我们都知道，在小说这样多元、精密、复杂的结构中，单线程的逻辑显得多么的单薄。这里的辩护本身实际上是在放弃辩护，用自知的无可辩护嘲讽辩护。
然而萨德对纯粹恶的追求，并没有成功。他精心构建出的世界，实际上无法对抗现实。以爱为名的悲剧仍然在不断上演，萨德也无法面对真正鲜活的情境。关系的明晰和剥夺感受当然是一方面，但全然的以假乱真，这条路非常艰难。他不论构建出多少个庞大的索多玛，也拯救不了某种无力。吸引多数人的仍然是“巧言令色”之物，是混杂着邪恶的美感。这种美感能宽慰所有人小小的恶并美化它，让人们安心，于是所有人都得到了救赎。然而萨德侯爵永远不会，也永远不愿得到救赎。
然而，在这里的语境下，人们可以从容地谈起暴力和欲望，谈起对极恶的尝试，那么萨德侯爵的存在就始终有意义。同时，走入绝境又最终失败的人，也不失是后来者的一种宽慰。
一个追求纯粹的人。他看出纯粹的善是多么虚妄，于是孤身一人探索纯粹的恶，付出了很大代价，最终失败了。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纯粹的事物，不管是善还是恶，只能属于神圣的领域，无法在这个凡俗的尘世立足。然而他的探索恰恰揭示了人性本质上的不纯粹，正是这一点使他赢得了后世的尊敬——不过假如他泉下有知未必会感到欣慰。
萨德写道：“有些作家伤风败俗，非常危险，非常烈性，把他们可怖的思想体系付之以梓，其目的只是将他们的罪行整个在他们身后广为流传；届时他们虽然无法再犯罪，但他们该死的作品依然可以作恶多端，念及于此，他们带着这种甜美的想法进去坟墓时，颇为欣慰，因为死亡使他们放弃现存的一切时，将应尽的义务也同时埋葬了。”
1895年，电影于法国正式诞生，1896年，法国开始拍摄成人影像。法国拍摄成人影像的时间比中国最早的电影《定军山》早九年。
雨果的妈因为雨果的爸性生活过于频繁而与之分居，从而为《巴黎圣母院》中卡西莫多与爱斯梅拉达的特殊男女爱情奠定了基础。
总之，法国从1879年大革命开始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之间，一共爆发了13次较大的政治革命/暴动/骚乱，每一次都在之前的基础上突破了两性关系的社会尺度。所以萨德只是起点，是法国大革命两性关系革命的代表人物。
萨德是一个哲学家，不要看他做出一些极端的举动，但是你也无法否认那就是真正的你自己。
如果说利润是资本主义运转的核心，贪婪、嫉妒、自私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那性、死亡构成了人类追求种族延续的心理需求。人类世界的所有成分都建立在欲望之上，但是却又被道德所排斥。资本家剥削工人，这算不算天经地义？男人想要上女人，这算不算天经地义？有些无耻的经济学家和宗教学家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故意扭曲事实，于是资本家从来没有剥削工人，于是人从本性上是道德的。
萨德侯爵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比较全面揭示谎言的人，萨德认为本性比道德更加真实，人的内心都是邪恶的，暴力和战争可以使社会的新陈代谢更快。
萨德侯爵的观点仅仅停留在想法和行动上，也就写写几本色情小说而已。萨德本人是一个侯爵，在巴士底狱的时候，革命者还想要他当领导人，但他是一个封建贵族，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后来，有一个叫叔本华的人，就认为欲望比理性要强，理性要服务欲望。这是萨德的思想往哲学上进了一步。
再到后来，有一个叫做福柯的同性恋，写了一本《性史》，写完就去世了。当文革波及到法国，福柯像一个疯子一样……
法国色情作家，一生中多次因对妇女施以变态的行为而遭监禁。作品中也充斥着这方面的描写。狂一词即由其名而来……萨德的作品被人看成是绝对的邪恶，这种邪恶鼓吹本能的放纵，直至达到罪恶的程度，另一些人则将萨德看成是使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欲念的满足而获致彻底解放的战士。……他的作品在今日标志着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他是现代“被诅咒的作家”的先驱（手打累死我了他喵的(Ｔ▽Ｔ)）
小说意念先行，可看性不高。看过《贞洁的厄运》和《索多玛》，感觉技巧不太高明………远没他的传记精彩
“你们不是说贞洁，高尚与美好之人必得上天眷属吗?然而事实，事实刚好与你们所宣扬的一切相反?”
凡是你们宣扬的，我都要唾弃;凡是你们歌颂的，我都要加以嘲讽;凡事你们口中将要成为天边云朵的，我都要把它们踩进污泥里。”
或者，这个世界可以有这种人(伪善者)存在，但是他们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声音，他们不应该不付出代价。
但事实上，这些人的声音一直这么大，更进一步地，人类实在不过是一种会一点权衡利弊的高级动物。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远没有我们自认为的那么(一连串褒义词)。是的，有些人配的上这些褒义词，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
那谁为我们制造了这样一个幻象?谁让我们看不清自身的黑暗?谁让我们把伪善迎上圣坛，让对着伪善存疑者只能投奔恶的怀抱以表达自己的不满?唔，那就是另一些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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